“雅俗”之分使文人园林获得社会评价的优势地位，但无法解决园林兴废无常的现实，于是文人群体选择以诗文书写来保障园林的声名不坠。从历史现实而言，园林盛景难以久存。而明代文人在园林营建中投入大量心血，这使得他们对园林废弃的悲剧命运怀有更深的忧虑。
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虽然园林实体废弃，但后人依旧会在诗文中追忆兰亭、辋川等历史名园。这使得文人重视诗文的记录和流传作用，他们希望将园林的景致和自己的情怀寄托于诗文之中，即便园林实体湮灭，后人依旧能在文学作品中领略昔日风采。
一、文学书写与名园不朽
1、名园兴废倏忽的现实
园池盛景一面被世人所倾羡，一面又在历史长河不断湮灭，因此文人群体对园林难免怀有些许悲观意味。在明代文人眼中，石崇的金谷园、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和白居易的履道园等均成为了文化符号，它们是那些名重一时但又难逃湮灭的园林缩影。透过这些园林的命运，使后世园主对自己园林的命运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明人对于园林荒废的第一印象多来自元末战乱的惨像。在元朝末年，昆山顾瑛有园林“玉山草堂”冠绝一时。随着战乱开启，江南成为朱元璋、张士诚和方国珍等各路军阀混战的焦点。及至天下一统时，往昔的园池早已化为灰烬。刘嵩回忆为：“前年尘起龙沙北，万民林居总萧瑟。”王祎在其文集中记述家宅园林旧貌为：“吾之家居也，坐繁阴，临碧湍。水木之清华接于耳目而会于心者，无时不在也。”
王祎笔下的家园可谓清雅，林泉草木一一具备，太平年间享乐其中足称惬意。但这样的美好在元末丧乱中化为灰烬：“自兵兴以来，所至焚毁，乡井丘墟，而吾故居荡然矣。”据此可见元末战乱对园林的损毁之重。
园林废弃的主要因素是园主的去世，这种主人故去带来的迅速衰败，让文人在强烈对比中感受到兴废无常的悲剧意味。文徵明年少时曾跟随吴宽在学习，他当时亲眼目睹过名流云集于此的盛况。但是当吴宽故去之后，其庄园为侄子吴嗣业所继承。多年之后，文徵明故地重游时，目睹的却是这样一幅场景：
相君不见岁频更，落日平泉自怆情。径草都迷新辙迹，园翁能识老门生。空余列榭依流水，独上寒原眺古城。匝地绿阴三十亩，游人归去乱禽鸣。
文徵明作为“老门生”重访先师故居，却发现昔日冠绝苏州的名园不复旧貌，往来交往的名流均已不见，剩下的只有路上的荒草、空旷的宅园和兀自逝去的流水。诗句的结尾处，文徵明描绘出了一幅让人神伤的景象，草木丰茂、土地平旷的宅园里只有不知兴衰的禽鸟在鸣叫，寂静与喧哗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这种盛衰变易的直接原因是“游人”的归去，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园主逝去后无人为此地倾注心血。
2、诗文创作对园林声望的流传
相比于园林的兴废倏忽，诗文则可在吟咏之间千古不朽。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文学书写的传统。曹丕曾在《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为文学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才会有无数文人投身其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作者一生的才华和精神都会熔铸在文章之中，即便逝去千年，后人也能借助文字与之神交。这份跨越时空的联系使得作者在历史沉浮中获得了不朽的地位。
园记诗文提供了想象的素材，后世的读者和文人则在阅读中对园林形象进行不断修补和美化，甚至是二次创作。人们一面追慕于文辞华美，一面又在畅想诗文书写下的昔日盛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园林逐渐取代了实体的园林，在社会和历史上获得了显赫的声望。
二、诗文书写对园林文化意义的发掘
当园林诗文的创作蔚然成风后，文人群体需要进一步发掘园林的文化意义，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园林的传颂终究也意不在园林。跟这些费尽心力筑就的园林捆绑在一起的，是主人的平生志趣、人生图景，这才是使园林具有鲜活的生命、独特的魅力的部分，也是园林的意义所在。所谓“物不自美，因人而彰”，社会对于“名园”的判定并不在于那些花草、水石、建筑的布局，更在于生活于园林中的人。
因此，人们对于园林的评价有时不在于园林本身，而在于园主体现出的功业和道德等文化意义。这既是一脉相承的传统，也是文人所遵循的价值判断。不论是对人物、事物还是作品，其文化意义都是比实体更为重要，更值得称颂的对象。园林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掘出园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园林成为道德和功业的象征。
1、对园主功业的称赞
长期以来，园林被视为园主道德和品行的外化象征，园主的声望会影响园林的地位。宋代的洛阳名园荟萃，王公贵戚的宅邸罗列其间，“往往极侈丽之观。”但对于游人士子而言，“独以不到此（范仲淹园）为恨。”这种引以为憾的原因不在于范仲淹的园林如何奢侈壮丽，而是因为“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其地为人多爱重。”无独有偶，司马光的独乐园也因其德行文章而“洛中诸圃必以独乐为重耳。”
可以说，文人群体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和科举为官的权力优势，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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