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条件包含土壤质量和土地面积两个方面。富饶肥沃的土壤是都城物资来源“质”的保证，而足够面积的都城区域则确保了物资的“量”。
早在先秦时期，土壤品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尚书·禹贡》中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为九州，并在依据土壤的肥沃程度和适耕性评定了各州的土壤类型和等级，而田赋等级则是综合了交通、人口、自然灾害、物产等多方面因素而评定。马正林则认为，田赋等级基本根据交通便捷的程度而评定，这说明区域农田粮食的供应包含自己生产和外部提供两种方式。
由于古代开发技术、交通条件和人口规模的限制，同时考虑到战争等特殊时期物资的保证，早期绝大多数统一政权的都城均建立在上壤类别等级和田赋等级条件均有较高水准的雍州、豫州，如秦咸阳、汉唐长安均位于土壤类型最好的古雍州地，汉魏、隋唐都城洛阳、北宋都城开封则均位于古豫州地。
唐宋后随着水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塘浦好田等农业模式的成熟与普及，以及成系统的海塘工程的营造，被认为是下下等土壤的古扬州地土壤的农业价值才得到认识。南宋定都临安，明朝定都南京从一定层面上也反映出这一变化。土壤提供了区域地表的材质，也决定了环境基础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这对于都城景观系统中的农田的建设与开发、园林别业的营建、多数人工构造物的建造方式以及自然系统的变迁都有很大的影响。
充足的区域面积是都城物资供应、区域建设、人口增长的必要保障，特别是对于农业、交通技术不够发达的早期王朝尤为重要。富饶的“八百里秦川”便是秦、汉王朝都城经营的经济基础。虽然河洛下游平原为洛阳提供了一定面积的独立经济区域，但这还不能够满足全国性都城的需要，洛阳在西汉建都过程中便被认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但这也促进了后来洛阳水陆运交通的发展。
单独的区域终究还是满足不了全国性都城物资的需求，唐代以后的主要都城便少有界限清晰的独立经济区域，而是通过大运河等发达的水运交通体系将更广阔的区域，甚至全国变成其“经济腹地”。
宋代人口大规模南迁和江南地区水运、农业的发展使得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农业最为富庶的地区，而南京、杭州等都城正是以这些区域作为自己经济物资的保障。都城区域的空间尺度还决定了都城景观系统的建设范围和结构模式，如秦咸阳就是一个以宫城为中心自由分散的大尺度人居环境模式，西汉长安由于同样位于咸阳附近，则延续了秦朝的模式。而东汉由于将都城迁移到了区域尺度较小的洛阳地区，其都城虽仍然具有区域性规划的特征，但己经从自然分散的区域模式转变成为集中式。
气候条件
适宜的气候是人类生存的保障。综合社会文化和自然方面的因素，都城的选址区域多为疆土范围内气候条件较为优异的地区。但仅从单一朝代的都城来看，气候变迁对于都城建设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因而研究气候的影响应该扩展到较大的时间范畴。竺可祯”重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过程，反映出中国气候在温度方面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呈现温暖和寒冷的阶段交替出现的情况。而在雨量方面，气候湿润期多与温暖期重合，干旱期则多与寒冷期重合，并且这一变迁在黄河流域表现的最为显著。
可以看出，处于最为温暖时期的汉代、唐代，在黄河流域孕育出了古代最强盛的两个汉族王朝，也同时促成了长安、洛阳两座伟大都城的建设。而寒冷时期的出现不仅导致了北方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还使得生活在更为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北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比如汉代至隋唐之间的寒冷期出现了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之后气候的断崖式下降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统治下统一王朝的出现，这也反映在退缩的汉族政权选择在长江以南的南京、杭州建都，而少数民族政权则将都城建立在比黄河流域更加靠北的北京。
气候对于社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驱动—响应”因果关系，这种影响是气候与暴露在气候变化中的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共同决定的之。比如上文中所阐述的变化都是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综合驱动产生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对于都城区域选址、营建的方式与规模以及全国的社会环境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与都城区域建设的关系是相互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都城区域建设和长期发展的基础，而大规模的建设往往又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影响到都城区域自身的长远发展。
森林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生态环境衡量的标准。森林既可以调节区域的水文、气候条件，更可以为区域提供充足的动植物及物产资源。长安、洛阳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历史时期曾有过大量的森林。
自秦代始，至唐期间长期作为都城区域的建设给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显著的改变。滥伐森林并清除其它原生植被的原因不外乎三种:为了获取耕作和定居场地，为取得生活生产所需的燃料以及建筑、园林等建造材料的需求。而都城区域的大量人日和大规模建设恰恰对这三种需求都极高，因此黄河中游地区生态环境的衰落以及其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
农耕是古代汉族社会生存的基础，大量人口南迁也给南方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南京、杭州都城区域所在的太湖周边以及杭州湾，原本温暖、潮湿且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都被迅速的开垦，转变成为水网密布的好田景观。
虽然古代都城区域景观系统的营建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但也对原本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都城区域的选址与对自然环境的经营，往往受到更加复合的人类系统、社会系统的影响，也通常具有同时期其它城市所不及的规模体量和文化特征。
在天下层面，中央集权封建政权的都城区域选址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于内、于外、于自身三个方面。于内就是对国家本身的统治，其本质是控制土地与民众，故都城选址通常受到疆域范围下的地缘环境变化、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方面的影响，以作为文化与空间下的国家中心并拥有更多的人口基础。于外就是与其它政权、种族的关系，都城与边疆的空间关系体现了国家对外部威胁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收缩的战略思考。
于自身就是考虑到政权本身的特质，与其崛起所依赖的阶级、地方集团、种族有较大的关系，都城选址往往是政权背景与控制新疆域中折衷之选。总体而言，国都选址的过程解释了不同时期都城区域的景观系统受到了社会系统和人类系统怎样的宏观影响，亦解释了都城为何要营建于它们所在的这块自然环境之中。
在区域自身层面，环境中地势、山水格局、水文、土壤、气候、生态环境等条件提供了营建基本素材，影响了区域景观系统的总体构建。区域环境本身的自然状况对都城存在“可利用”与“制约”两个相对的方面。当都城区域被充分的开发而导致环境条件发生恶化，或者社会背景发生较大的变化之时，原有的区域环境可能不再适宜新时期或者新王朝定都，故都城便发生了迁移。
综合各自然条件的特征，归纳了全国性都城区域自然环境的2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空间方面呈现出的丰富层次性，层次的产生归结于不同自然要素和各类自然地貌的相互组合。对经济而言，丰富的层次利于大规模开发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如不同类型农业模式的开发和农、林、牧、渔产业的共同发展；
对文化而言，不同层次的关系利于形成区域和城市空间的文化礼制格局，不同的自然要素能够提供人居发展的空间参照坐标，亦能为都城独有的皇家园林、礼制建筑、皇家兆域等建设提供场所；
对军事而言，自然要素的组成和地势关系的显著变化能够提供战略防御的依靠。第二个特征则是时间层面下，人地关系强烈的互动性。都城是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其营建往往呈现规模大、速度快、改变程度高等特征。此外还有快速的人口膨胀、大规模持久性战争等方面的作用，共同对区域本身的自然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短时期内的不可逆转性是历史时期都城迁移的重要原因。
通过对各主要都城的综合性研究，明确了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中需要注意的3个重要方面:国家与区域的双重视野、空间层次结构与时空变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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