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时巨涛即将从东南大学退休时，校领导找到他：“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在校史方面做点事。”时巨涛脱口而出。彼时，《东南大学史》已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但年至年间的校史仍未补白。并且就在年前后，东大接连好几位老教授、老领导病逝，带走了许多尚未来得及言说的历史。
“一个老人的去世意味着一座图书馆的毁灭。”念及近年来校史的空白与珍贵记忆的湮灭，时巨涛每每惋惜。恰恰-这个时段，对几乎每一所中国大学来说，都是突飞猛进的黄金成长期。
对时巨涛的志业，学校欣然支持。随后几年，档案室、书桌、采访对象所在地，成了他最主要的生活半径。今年4月，煌煌一大册《东南大学史》（第三卷）赶在百廿年校庆前夕出版。一次成功的“盛世修史”，映照了“低龄老人”群体的诗意晚年。
“思想的运动有点停不下来”
翻开《东南大学史》第三卷：如何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进行校内管理体制、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如何进入国家“工程”“工程”，如何加强高峰学科建设、融入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年间，这所著名学府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巨细无遗地收揽其中。
时巨涛在校经管院的工作经历，使他有别于其他的校史编纂者，更懂得“有没有钱”之于大学的重要性，“那些最前沿的科学成果，最高精尖的设备，一定是靠钱砸出来的。”
时巨涛的主持编纂，为校史第三卷增添了独特的“财政视角”。比如，第三卷中写道，年，东大的办学经费是万元；年，达12亿元；年，29亿元。一路高歌猛进的数据背后，是日益雄厚的国家财政实力，是党和政府对教育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
而要保证校史中的每一个数字、每一项事实、每一处细节都准确无误，时巨涛和他的伙伴们除了须大量查阅档案，还访谈了数十位见证、主导了学校事业发展的相关人士——从而拯救浩渺的记忆于失落的深渊。
时巨涛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北京，花5天时间，给东南大学著名老校长、我国第一位留德女博士、新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韦钰做口述访谈。他给东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延保做的访谈，也透露了很多重要细节。比如，李延保回忆学校如何抓教师的“教学关”，如何包容外校来的、又非名校出身的有才之士，以及韦钰老校长脾气不好、却对老先生很客气的鲜明性格，这些都解释了大学之大、名校之名。李延保也指出，东大学子身上的踏实保守气质，往往制约了他们的发展空间。
时巨涛发现，在做口述史这件事上，年纪大、有阅历的访谈者优势更足。相较于年轻人抛出几个问题后便陷入尴尬死局，亲身走过那段历程、与访谈对象拥有更多“生命重叠”的长者，更能打开话题。
“以前，组织上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以后，我不再给别人‘打工’了，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退休前夕，面对校领导，时巨涛“放飞自我”之意溢于言表。而他退休五年后捧出的大部头校史，似乎又在替“低龄老人”群体霸气回答——“我可以！”
从去年底至今年年初，《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相继印发，除了“鼓励低龄老人灵活就业”登上热搜，凸显思路创新，“践行积极老龄观”一条亦试图回应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难题。根据七普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其中将近56%是60到69岁的低龄老人。“低龄”与“老人”的二律背反，道出了这一庞大群体的尴尬之境。
“说老吧，思维依然活跃；说不老吧，又分明不再是职场中人。”从某厅局风景园林处退休的张晓鸣，如此形容人生新阶段的复杂滋味。退休离开岗位是必然的规律，但张晓鸣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惯性——“思想的运动还是有点停不下来”。
前段时间，张晓鸣受邀参加一个乡村振兴主题论坛，他特意提前几天，驱车把城市周边的几个乡村跑了一遍，多少有点“思想运动”：所谓乡村振兴，不是应该激活乡村产业、活化乡村记忆、让乡民共享发展成果吗？可眼下的一些乡村，原住民几乎没有了，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村落正在退化，被企业打包运营的民宿、酒店、农家乐遍地开花，花田花海处处复制……这些欢乐一时的业态，难道是乡村振兴的“初心”么？
论坛上，张晓鸣把自己的调研心得和大家作了交流。他提出，乡村振兴的主体目标是乡村，最终应呈现的是特色彰显、生机勃勃、产业兴旺、景观优美、人居美好的乡村。他呼吁乡村振兴的规划者、投资人尊重乡村的村落形态、自然环境、产业特征和文化特色，立足于活化乡村、留住原住民，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不是把她“涂抹”成另一个样子。
“你有这个认知，但你不愿讲，不去交流，就不会与有识之士产生互动，更不会引起相关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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